大院III——车间、三轮车和压岁钱

五迷三道

       车间、三轮车和压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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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回到那个温馨的冲压车间吧，回到那个满是母爱的搪瓷杯子身边。那是一个油漆剥落的杯子，白的底色，印着一圈红红的字，可能是“XX工厂赠送”之类的几个字，那几个字环绕着一个头像，头像是一个胖乎乎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都是浓眉大眼，都是歪着头，都是一副斗志昂扬的样子......这就是“冲压车间”，我的“酸梅汤”车间。
         在冲压车间成型的零件们要被送到“硫酸车间”。硫酸车间就没有那么有趣了，那车间里有十几个水泥池子，终年冒着热气，乍一看以为是到了澡堂子。这个车间里总是弥漫着刺鼻的酸臭味，车间里的阿姨们总是戴着大大的口罩，只露出两个美丽的眼睛，当然，她们的工资也比别的车间要高。送来的零件们都要在这里的水泥池子里洗个澡，然后才能转移到下一个车间。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一个恐怖的车间：一些残破的水泥池子，残损的边缘裸露着猩红的砖，总是烟雾缭绕，臭味刺鼻，还有几个戴着大白口罩披头散发的女人无声无息的飘来飘去......我很不喜欢硫酸这东西，记得有一次我爸跟车到外地去拉硫酸，半路硫酸罐子破了，硫酸溅到了他支撑在车窗的胳膊上，灼伤了小臂和手腕，留下了很大的一片疤痕。司机也是比较惨的，身上的衣服都烧着了，他们跳下车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跑......慌乱中跑进了一个招待所，幸好招待所的院子里有一个荷花池，跳了进去......那时我经常和烧锅炉的叔叔一起玩，有一次一个叔叔把一个废弃的砂轮放到了硫酸池里，浸泡了一天，第二天用铁丝勾了出来放到草地上，瞬间那砂轮附近的草就枯黄了，继而冒出了烟。把一些树叶、羽毛、蚂蚁、蚂蚱放到上面，很快就化成了灰烬，散发出一阵阵恶臭。那次被我爸看到了，狠狠的训了他一顿，因为工厂院子里有几块大的铁皮宣传栏，白底黑字的写着“抓安全，促生产”！
         还有一次一个阿姨家里的厕所堵住了，她提了一瓶硫酸回去，统统倒进了厕所里，可能是量没有掌握好，结果把下水道的某个环节烧开了，臭水溢到了楼下邻居的天花板上......所以说，硫酸是一个危险的东西，从小我就学会远远的看着。
         经过硫酸的洗礼，那些零件被送到“烤漆车间”。在烤漆车间它们被喷上黑色的油漆，悬挂在一排排的架子上推进一个四壁布满电炉丝的烤箱里，设置好温度和时间，等它们被推出来时就是真正的锃光瓦亮，耀眼夺目，风流倜傥。那烤箱仿佛是一个魔术箱，送进去的是小瘪三，推出来的是绅士。
         然后这些绅士会被送到“划线车间”。这个车间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用划线笔在它们身上画出一金一红两种颜色的线，有了这两条线的装饰它们就更加完美了。那画线笔是很贵的，据说是进口的，要两千多块钱一支。其实那东西看起来就像一支圆规，不同的是它的两条腿特别粗壮，里面灌满了金色和红色的油漆。那时整个车间只有两支画线笔，远远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需求。我爸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他设计并制造出一种画线笔，甚至比进口的那种都要好用，得到了广大员工的一致好评和上级领导得大力表扬，可惜在那个年代人们还不注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没有申请专利这个说法，即使有，在人们----至少是我爸的革命意识中也不会去申请。在我的记忆里，一开始他们都管我爸叫“刘协理员”，后来叫“刘助理”，再后来叫“刘厂长”，最后又叫“刘助理”。其他的称呼都能理解，只是“协理员”至今没搞懂是什么意思。    自从我爸当上了厂长之后他就成了半个民工。在我的记忆中有这样一个清晰的画面：在一辆大拖车上，我爸和民工们一起用杠杆卸载着大卷的铁皮，号子声不绝于耳......还有他边指挥边和民工一起砌墙的画面......在这里说这些并不是给我爸歌功颂德，事情过去的太久了，更没有那个必要，即使歌了也不会得到什么补偿，只是在讲述一些事实罢了。
        那个时候的厂长远远比不上现在的厂长安逸舒适富有，没有金钱的贪污，最多吃点公家的东西，我所说的吃公家并不是现在的吃，现在那些官员吃一顿所消耗的钱足足抵得上我爸任职期间所有吃喝用的钱。在我得印象当中，“吃公家”有过这么几次：住宿舍的时候，宿舍边上就是一个小仓库，我爸有钥匙，有时会从里面拿几瓶“崂山可乐”，那是我年幼时所喝到的最好喝得东西，每次喝不够，吵着要，我爸总是说下次吧，一次拿多了不好。再就是有一次一个村里的支书送了两大盆螃蟹，个头很大，顶盖肥，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好的螃蟹，可是也没有自己家关起门来吃，把厂里的书记、副厂长、会计、司机、文书都叫了过来。还有一次是厂子里的一个电焊工，用自制的土木仓打了几只野鸭，送给我们一只，红烧了，味道绝美......在我的记忆当中只有这三次了，除非还有好吃的背着我吃掉了――那是不可能的。后来我爸退了以后，别人都觉得我家肯定积攒了很多钱，其实我最清楚。
         对了，还有一件事忘了交代，那就是我爸曾利用职务之便，让人从仓库里找出一辆破旧的童车，三轮车。找电焊工修补了一下，又刷了些油漆，就成了我童年的昂贵玩具。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个奢侈品了，每次骑着出去屁股后面总会跟着一大群孩子。说到玩具，我还有一个布娃娃，是每年一次的“独生子女”奖励品，圆圆的脸，扎了两条金黄的辫子，眼睛还会一眨一眨的，后来送给了老乡的女儿玲玲。玲玲现在和我在一个城市，结婚生子了，真快！还有一架小钢琴，好像是一个叔叔去上海出差给我买的，我一直玩到上初中，后来送给我的小侄女玩，等到我的小侄女也上了初中又把它还了回来，上次回家我还弹来着。妈妈总是表扬我爱惜东西，我的玩具没有玩坏的，我的衣服没有穿破的，从小我就讲究卫生，从地下爬起来懂得拍拍膝盖上的土。
         还得到过最大的一笔财富，是工厂书记在过年时给的我两元压岁钱。在那个年月，两元钱是相当巨大的一笔财富了，那会儿冰棍二分钱一支，雪糕三分一支。我拿着那两元钱“的色”的很，出去臭显摆，在小伙伴的鼓动下把它给了一个卖“糖棍”的小贩，换来了十多根“糖棍”，吃的不亦乐乎，糟蹋了许多。所说的“糖棍”，其实就是一种膨化食品，把玉米面和糖精和在一起用机器挤压出来一种中空的棒状食品，有一米之长，可以当作金箍棒玩耍，并且香脆可口，味道类似今天孩子们吃的“栗米条”。贩子通常骑着一辆“大金鹿”，后座挂着两个蛇皮袋，里面塞满了五颜六色的糖棒。不用说，回到家以后被我爸狠克了一顿，然后详细的询问了那个小贩的容貌特征，可是从那以后也没有见过那个小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