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双全的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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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高祖五王传》记载，曹参还抬举过一个名叫魏勃的无名之辈，此人后来竟能鼓动起齐王率先讨伐诸吕集团，成了个人物。
这个魏勃，其“父以善鼓瑟见秦皇帝”，“及（魏）勃少时，欲求见齐相曹参”，可是因“家贫，无以自通，乃常独早埽齐相舍人门外”，这个“埽”，就是将树枝、石头用绳子捆在一起，作成一个圆柱体。这当然引起了齐相舍人的注意，“舍人怪之，以为物，而司之”，缴获以后才发现是魏勃搞的古怪名堂。魏勃交代说：“愿见相君（曹参）无因，故为子埽，欲以求见”。用这种办法求见相国，也算是绝技高招，表明魏勃脑子管用、点子挺鲜，“于是舍人（向曹参）见（引荐）（魏）勃”。曹参二话不说，立即“因以为舍人”。从此，魏勃“壹（一心一意）为参御（与）言事，（曹参）以为贤，言之（齐）悼惠王。”正巧，此时齐悼惠王开始有了自己可以安排二千石以下官员的大权，于是“（齐）王召见，拜为内史”。齐哀王即位后，魏勃更受重视：“（魏）勃用事重于（齐丞）相”。
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七月，吕太后病故，以赵王吕祿、吕王吕产为首的诸吕集团“欲为乱”，只是“畏（惧）大臣绛（侯周勃）、灌（婴），（暂时）未敢发。”刘氏宗室“朱虚侯（刘章）以 吕祿女为妇，故知其谋，乃阴令人告其兄齐（哀）王（刘襄），欲令发兵西，朱虚侯、东牟侯（刘兴居）为内应，以诛诸吕”，（但也错误地欲“立齐王为帝”。那不是趁机搞国家分裂吗？不对！）齐王于是召集包括其舅驷钧、郎中令祝午、已经是中尉的魏勃商量“阴谋发兵”，惟独“齐相召平弗听。”须知，齐相召平是皇帝派往齐地的政治代表，在军事行动上只能听命与皇帝。他“弗听”齐王，是忠于职守的表现。
同年的八月，齐王“欲使人诛相（召平）”，召平相“闻之乃发卒卫（齐）王宫”，双方形成对对峙。在这一触即发的情况下，魏勃知道：“（齐）王欲发兵，非有（没有）汉虎符验也”，不能调动军队啊！可是，这虎符岂能是随随便便搞到的？为此，就只能对召平实施欺骗手段：一方面当面表扬“相君卫王，固善”；另一方面不妨“请为君（让我替你）将兵，卫王”，即由魏勃亲自卫王，保证军队不能出问题。召平轻信了，就将兵权交给了魏勃。魏勃兵权在握后，反“以兵（包）围相府”。身陷陷阱的召平知道中计了，由于自己的轻信失误已经造成了难以挽回的败局。无可奈何的召平，只能自杀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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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清明，对招远高氏远祖，真诚地祭奠了！
水有源，树有根，人岂能无祖？
再下绝不做无愧于祖上之事！杏坛侧旁育桃李，辛勤耕耘有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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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taishan1944:时值清明，对招远高氏远祖，真诚地祭奠了！
水有源，树有根，人岂能无祖？
再下绝不做无愧于祖上之事！杏坛侧旁育桃李，辛勤耕耘有秀木！ (2014-04-07 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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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应为“在下绝不做有愧于祖上之事!”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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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齐王以驷钧为相、魏勃魏将军、祝午为内史，“悉发国中兵”；同时，齐王又欺骗琅琊王刘泽到自己的都城临淄“计事”，扬言要将平定关中之乱的军队大权交给刘泽。结果，刘泽一到临淄就被齐王和魏勃强行扣留，由祝午将琅琊国的军队控制起来。刘泽无奈只好也撒谎说：齐王乃是齐悼惠王的长子、高皇帝刘邦的嫡孙，当立为帝。我去关中说说才是！于是刘泽就远走关中，溜之大吉。
在魏勃的鼓动下，“齐遂举兵西攻济南；遗诸侯王书，陈诸吕之罪，欲举兵诛之”。当时奉相国吕产之命的灌婴将兵击齐，走到荥阳时，灌婴觉得事情有些不对：“诸吕举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是益吕氏资也”，不对头！于是，“乃留兵屯荥阳，使人喻齐及诸侯，与连合，以待吕氏之变，而共诛之”。结果“齐王屯兵（齐国）西界待约”。
事实表明，正是齐王大军的起兵，并在齐界巡游，还有灌婴率军在荥阳停止东进，并就地驻兵给诸吕集团造成了很大压力，使他们谋杀长安诸位大臣的行动迟迟不敢迅速出手，从而贻误了战机。结果汉旧将军、大臣周勃、陈平等人则利用了这一段较为富裕的时间，将诛杀诸吕的事宜部署得有条不紊。一场尽诛诸吕的事变，就要开始了。应当说，魏勃为周陈等人后来能够一举诛杀诸吕，是有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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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世事无常，人世亦无常”。有功的魏勃不久反而遭忌了，他的政治生命到此却戛然而止了。原来灌婴在荥阳时，“闻魏勃本（是）教（唆）齐王反，（现在关中）既（已经）诛（杀）吕氏，罢齐兵，（于是）使使召责问魏勃”，魏勃于是就这样解释道：“失火之家，岂暇（有空）先言丈人后救火乎？”，意思是说，社稷将危（险），故举兵诓之，没有功夫等待诏命。这个说法成立。但是魏勃仿佛有些心虚，说话时，“因退立，股战而栗，恐不能言者，终无他语”。此时的魏勃与以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挺奇怪的。灌婴孰视他好一阵子，讥笑到：“人谓魏勃勇，（其实）妄庸人耳，何能为乎？”，人不咋地！结果灌英的这么一句评语，就决定了魏勃的命运：“乃罢（魏）勃”（《资治通鉴。卷十三。汉纪五。高后八年》）。
灌婴凭什么就说魏勃就是“庸人耳”？就凭他那一看吗？如此草率地对待一位齐国人才，是不是过于孟浪啦？同样一个人，在曹参那里是宝贵人才，在灌婴那里竟是庸人！两者识人的差距也太大了！这样看来，所谓的“绛灌无文”，不就是与鄙视知识、鄙视人才相联系的同义语吗？
至于魏勃后来的下场如何，不见记载，反正他是倒大霉了，消失了！他个人的去向，此时已经并不重要了。我们所关心的是，像魏勃这样的能人一度能进入曹参眼里，并受重用，就足以说明曹参“礼贤下士”绝非空言！
可见，曹参九年的治齐，实质是要在“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治齐方略的指导下，保持齐地的稳定、民众的安定。这在当时的汉初，齐地已经成了全国推行“黄老”治国方略的试验田，而且是一块成功的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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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是一个辩证的科学方法。为了证明曹参相齐的政绩是何等优异和突出，不妨来一个横比：对照一下近邻赵国的那几位先后任的相国，看看他们究竟是如何治理赵地国的，结论就会更加清楚。
首先看一下赵相贯高的动作吧!
张耳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夏，刘邦立张耳为赵王。第二年秋，张耳去世。其子张敖袭封赵王，尙刘邦长女鲁元公主。其相为贯高、赵午。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十二月，刘邦平定韩王信时，从受困的平城返回时，路过赵国。赵王张敖，既要尽为臣之责，又要尽为婿之义，显得毕恭毕敬太过头了。不仅“旦暮（亲）上食，体甚卑，有子婿礼”（《汉书。张耳传》），而且对刘邦动辄“箕踞骂詈，甚（怠）慢之”听之任之。赵相贯高、赵午时年六十有余，曾是张耳的客人。目睹了张敖的所作所为，两位老头实在忍无可忍，一致埋怨：“吾王孱（弱 ）王也！”，并向张敖表示：“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无礼，请为王杀之（刘邦）”，顿时杀气腾腾。尽管张敖竭力劝阻，仍然挡不住两人的谋杀行动：扬言：“事成归王，事败独身坐耳”，一付誓与刘邦血战到底的架势。
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冬，刘邦追击韩王信的残余，路过赵国的东垣（即真定，今河北石家庄）。贯高等则派人埋伏在柏人县（今河北隆尧西）的一所墙壁中，企图寻机谋杀刘邦。只是刘邦第六感直觉地感到：“柏人者，迫于人”，有些危险，于是就夜不留宿，匆匆离开了，贯高谋杀刘邦未遂。
不料，到了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十二月，一年多过去了，事情却败露了。原来“贯高怨家知其谋，上变告之”。这一下，惹恼了刘邦。“于是，上逮捕赵王诸反者”。贯高还算是一个“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汉子，于是就独自揽起所有责任，以便竭力保住赵王张敖。结果，张敖保住了，但王位却保不住了，于同年春正月，被降为宣平侯。而贯高遇赦后，不愿蒙受“人臣有篡弑之名”，于是“乃仰绝亢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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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赵相的贯高等人不是瞎胡闹吗？为了照顾主子赵王颜面，竟胆敢谋杀皇帝，这也太过分了吧？其影响之恶劣，确实罕见！简直是目无国法！至于他对赵国的地方事务是如何治理的，估计人们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哪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啊？
东汉史学家荀悦对此这样评论：“贯高首为乱谋，杀主之贼；虽能证明其王，（但）小亮不塞（堵住）大逆，私行不赎公罪”。司马光也认为：“高祖骄（横）以失臣，贯高狠以亡君。使贯高谋逆者，高祖之过（引起）也；使张敖亡国者，贯高之罪也”（均见《资治通鉴。卷十二。汉记四》）。这样的赵相国能为“除秦苛法、与民休息”的方针作些有益工作吗？看来挺难！小不忍则乱大谋，贯高不是添乱吗？为主子争那么一点点面子，弄得兵刃在手、鸡飞狗跳墙的，值吗？可见，贯高比起曹参这座高山来，简直就是一杯黄土。此时的贯高尽管有条件去落实“除秦苛法、与民休息”的方针，他就是不弄，非忙点别的不可。这就是贯高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再来看看另外一位赵相国周昌的情况吧！
周昌任赵相国前，赵国已经有了一位相，名叫陈豨。他是在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十二月，刘邦前往平定韩王信叛乱、从平城返还赵国时任命的。因为，当年赵王张敖曾受刘邦怠慢；代王刘喜在匈奴进攻面前弃国逃回洛阳后，一度由刘如意为代王。因此，对赵代之地，那时的刘邦是很不放心的。为了表示自己对陈豨是看重的，刘邦竟同时委任他两个职务：一是赵国相，牵制张敖；二是监赵、代兵，“边兵皆属焉”（《汉书。韩信传附陈豨传》），军权相当大。
不久，赵王张敖被刘邦降为宣平侯，年仅十岁刘邦子如意被改封为赵王（原为代王），由周昌为相。周昌本来是汉朝的御史大夫，曾以坚决反对赵王如意当太子而闻名，也算是个能人。刘邦因为担心“（自己）万岁之后，而赵王不能自全”，就有意安排周昌到赵国任相，让他来保护赵王如意。周昌一到赵国，就发现陈豨成天是不务正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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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陈豨这位赵相，有个“爱好”，这就是喜欢模拟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魏国信陵君无忌，大养宾客。他还经常怂恿宾客们结队招摇过市，弄得规模不小、动静挺大。新任的赵相周昌一看，气不打一处来，这算是什么名堂？不行！于是就“求入见上（刘邦），具言（陈）豨宾客 甚盛，擅兵于外数岁，恐有变”，给陈豨上纲上线了！
刘邦自然不敢忽视，于是就“令人覆案（陈）豨客居代者诸不法事，（结果）多连引（牵连出陈）豨”。谁知，这一查，竟成了导致陈豨反叛的导火线。
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秋，九月，陈豨勾结匈奴，公然叛乱了。于是一场反叛与平叛的战斗由此打响，一直到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的十月，平叛的战斗方才结束。为此，朝中的大臣和武将几乎都卷进去了，经受考验。平叛一环连着一环，此起彼伏，韩信、彭越、英布就是在此时段一个个被全部消灭掉。乱哄哄的一、二年时间，在赵国就这么毫无意义地过去了。什么落实“除秦苛法、与民休息”，那简直就是奢望，根本无法进行。陈豨不干，不足为奇！而挺有能力的周昌也根本就没有施展作为的条件和环境。这就是周昌的“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曹参治齐的确是先走一步，且成效显著。不要说赵国，就是其他的地方也一样，都没能象曹参这样能全面认真地贯彻与民休息方针的。因此，齐国国力的发展挺快，就不足为奇了。这从齐国参与平叛陈豨和英布的两次用兵中就可以得到证明。
第一次是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十一月的事情。当时，陈豨三大主力之一的张春“将卒万余人渡河攻聊城”，结果“汉将军郭蒙与齐将击，大破之”。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这个所谓的“齐将”就是齐相国曹参。
第二次是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冬十月的事情，刘邦赶到蕲县西部前来部署围剿叛王英布诸事宜，只见英布“兵精甚”，“军置陈如项籍军，上（刘邦）恶之”。但是刘邦经过努力，还是将英布赶过淮河，迫使其逃窜到长江以南。这当中，曹参也是功不可没。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黥布反，（曹）参以齐相国从齐悼王（刘肥）将兵车骑十二万人，与高祖（刘邦）会击黥布军，大破之”。瞧！一个封国竟出动了十几万之多的兵力，不正反映了该封国的经济实力吗？其它封国能做到吗？这就充分证明：曹参治理地方卓有成效，政绩显著，不亚于其显赫的战功。
曹参既然功高一筹。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即进入汉朝廷，担任相国之职，只是早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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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的四月，刘邦“崩于长乐宫”，于世长辞。萧何又成为汉惠帝的相国。汉惠帝二年（公元前）秋，七月，一代贤相萧何去世。萧何临终前的一段时间，已经病得厉害。这期间，汉惠帝来探望他，向他提出了“君百岁后，谁可代君者”的问题。萧何谦虚地讲：“知臣莫如主”。汉惠帝又问：“曹参如何？”萧何点点头曰：“帝得之矣！称死不恨矣！”，将相国之班交得毫无遗憾。
其实萧何与曹参两人的关系挺微妙的：“始，（曹）参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隙（隔阂）；至（萧何）且死，所推贤惟（曹）参。”足见萧何荐举曹参完全是出于公心的，说他是“高风亮节”，不为过誉 。这与刘邦事先向吕后透露的关于丞相接班人选的政治交代，也是不谋而合的。果然没过几天，惠帝决定以由曹参为相国，并派使者前往齐国召之。
“心有灵犀一点通”。与此同时，曹参听到萧何去世的消息后，立即命令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拿出了一付担任相国“舍我其谁与？”的劲头。很快使者就来了，曹参为相的消息证实了。曹参就要告别他曾经担任九年丞相的齐国啦！总得有些政治交代吧？那好，曹参对其继任丞相的傅宽（时任齐右丞相）交代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这里的寄，就是寄托、寄放，就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地方监狱和市场的管理上，不能把监狱和市场搞乱了！
真奇怪？工作那么多，千头万绪的，为何曹参只讲了“狱、市为寄（托）”？傅宽又追问一句：“治（国）无大于此者乎？”曹参一听，后继者也不太理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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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又十分认真地啰嗦一番：“不然！”，重视这个问题不等于说治国唯此为大，这是两回事！我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也就是说这两个地方，一个关乎着社会治安，另一个关乎着经济和市场秩序，都是兼容并畜各种势力的集中地。它们应是个抑恶扬善的场所，也应是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是否良好的标志。因此，不能不重视对它们的管理。
具体来讲，对那些影响地方治安和破坏经济秩序的的作奸犯科之人，首先应及时予以惩罚，同时也要留些出路和余地。不留出路和余地，不是好政策。倘若一味地穷究极刑，势必会让那些奸犯科之人感到毫无出路，感到绝望；一旦感到绝望，就会挺险而走，必然导致祸乱。秦朝苛法极刑的程度如何？够厉害、够极端了吧？结果如何？竟是天下畔（叛）之！这就是教训啊！“（倘若）今君扰（打扰、扰乱、穷追不舍）之，奸人安所容也？”，那还不让他们只有死路一条吗？那么天下能不乱吗？所以“吾是以（它为）先之”，必须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予以重点治理。
很显然，曹参在这里谈论的话题，正是出自于秦朝苛法的历史教训，去竭力地保持整个齐地的“清净”和安定。要除秦朝苛法，破乱反正，就应当综合整治；而治理监狱、治理市场则是前沿阵地，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切入口。所以不能不将其优先放在齐相国的眼中，不能不放在极其靠前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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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参为汉相国一共三年，即从汉惠帝二年七月至汉惠帝五年八月。在这三年的时段里，他将成功治理齐国九年的试验成果，及时运用到治理全国范围的行政事务中去，全面推进将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
一是，决意“无为”，“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道理很简单，刘邦萧何前期已经就法制、立国规模作了大量有效的工作。那些东西是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结合了汉初经济凋敝、急需恢复发展的实际而制定的，是长期管用的。现在，就是要在执行中下功夫，不折不扣地落实。不要奢谈“有作为”之类高调，不去另搞一套花里胡哨的花架子，不去瞎指挥、乱折腾。需要的是无章立章、有章可循、照章办事、按章行动。简单讲，就是“以道化其本，不欲扰其末”，要着眼于树立“道”的权威，在“化（根）本”上下些力气；不要总盯住“末”（枝节）”不放，扰乱不止，那是本末倒置。
二是，别具一格地挑选相国府的官员。
曹参知道为了贯彻与民休息的方针，必须有一批能理解自己意图的相国官员。在当时的条件下，官员任免的大权都在皇帝手里，相国用人权极为有限。曹
参也只能在不突破用人底线的范围内，搞些动作：一，“择郡国吏”，强调要从下一层次里圈子里选择有执政经验的员吏，不搞平级调动；二，选用“木拙于文辞，重厚长者，击召除为丞相史”，专要些笨嘴笨舌的，巧舌如璜的靠边；三，摒弃“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动不动就好给别人上纲上线的，追名逐利的，也都一边呆着去；四是，“（曹）参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以求“府中无事”，少给自己添麻烦。“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吏员还是“无求备于一人”的为好（《论语。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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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几近另类地倡导极度懈怠的工作作风。
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相国曹参执政几年，“日夜饮醇酒”，成了上班、下班全天候都喝酒的酒君子，创下了古代官场喝酒的最新记录，严重到几乎是“不事事”的程度。九卿之下的官员及自己的宾客 “皆欲有言”，都有些事情要汇报。但是，既来之，就喝之，“（曹）参辄饮以醇酒”。客人们喝点就行了，“欲有所言”，还得办正事才是，结果曹参还是请大家和自己一道继续喝，“复饮之，醉而后去”，始终就没有说话的机会：“终莫得开说”。更为严重的是，自己喝酒就是了，属吏们喝酒他也不去制止，反而纵容。相国舍后园就是属吏之舍，“吏舎日饮歌呼”，不成体统。曹参的从吏实在看不下去，无奈之下，就请曹参游园，希望他能亲自“闻吏醉歌呼”，以便追查。结果，曹大相国“反（身回家）取酒张坐（座位）饮，亦歌呼与（隔园的属吏）相应和”。真是“无为”、懈怠到家了！
其实曹参之所以采取上述执政的风格，绝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有所作为。修正和抵制滥政、苛政，制止各级官员胡乱作为。这就是曹参任相国根据当时经济凋敝的实际的情况，而采取的一种比较适宜的执政作风，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执政方式。
事实证明，这一执政作风和方式可以有效地避免官员无事生非、节外生枝、滋事扰民，能够冷静地体察民众的情绪，是符合实际的重大措施。在“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的大前提下，曹参对民众不搞指手画脚，对官员也不提各项经济指标，更不以所谓的“政绩”来大力提拔官员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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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曹参执政的第一、第二方面，汉惠帝尙可容忍，惟独第三方面，他实在忍受不了啦！瞧，相国府简直成了酒场了，这还了得？“惠帝（责）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莫不是欺我年少无知吗？我得傍敲侧击他一下！于是，他将曹参的儿子、中大夫曹窋叫来，布置给他这样一个任务：“若（你）归（家），试私从容问而（尔）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然（而）无言（不要说）吾告若是也”。曹窋回家照办，结果不仅挨了曹参二百下笞打，又遭训斥：“趣入侍！天下事非若（你）所当言也！”靠边站，天下大事哪有你说话的份？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就是了！
在朝会上，汉惠帝埋怨曹参胡乱收拾曹窋，并告诉他：“乃者，我使谏君也！”曹参立即免冠谢罪，以攻为守，连续发问：“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答曰：“朕安敢望先帝？”又问：“陛下观臣能（力）孰与萧何贤？”答曰：“君似（乎）不及也！”曹参的结论出来了：“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已经）明（了），今陛下垂拱，（曹）参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曹参将刘邦、萧何趁机抬了出来，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凭空想象、随意而为，那是有历史渊源的，是有法理依据的。这一手，果然奏效。
很多人并不明白理解，曹参的这番解释与其说是回答惠帝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对惠帝的一种暗示，更是对后党的一种傍敲侧击：一方面，明里是劝戒汉惠帝；另一方面，暗里则是在敲山震虎，旨在劝诫吕后！这里含有曹参为相的高超政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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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曹参之所以借此机会表白自己是坚定地贯彻刘邦、萧何的“规”、实行清静无为方针的，并不是泛泛而论，而是有所指的。从当时的情况看，能改变刘邦方针的势力，只能是以吕雉为首的后党了。刘邦去世前后，吕雉为代表的后党已经蠢蠢欲动，开始扩权了。如果曹参想对吕太后妥协，轻易地变更刘邦、萧何已经确立的法规，并不是难事。但问题是，那样一来，后党们就会有恃无恐地借机大规模地更改法规、改弦易张，结果很可能会导致天下大乱。那样一来，刘邦、萧何与民休息的方针岂不会落空了吗？现在必须告白天下，既然刘邦、萧何已经订下了方针，我曹参则必须千方百计地坚守之，大家谁都不能动摇，后党们自然也休想动一动！只有这样，尚不稳定的汉政权，才能够保持得住。原来，曹参回答惠帝质问的着眼点之一就在这里啊！
只不过是这种抵制要相当巧妙地进行才是，不能那么直白露骨，吕雉毕竟是皇太后，当年打江山时，也有很大功劳，资格相当老啊！倘若冒冒失失地直接了当地敲打、顶撞吕太后，不是自己找死吗？必须讲点策略才是。
立场必须坚持，方式则必须灵活，这就是曹参面临的难题。因此，曹参通过向惠帝的表态，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以避免与吕太后正面交锋，实在是上策。
汉惠对曹参的良苦用心，似乎读懂了，难怪他赞成道：“善！君休矣！”，双方心照不宣，不要说透就是了。吕后其实也知道曹参的真实用心，但也无奈，毕竟曹参坚守的刘邦生前的政治交代啊！不妨再等等。三年后，曹参去世，吕后这才敢公然破坏刘邦生前“非刘氏不得为王”的遗嘱，软硬兼施，胁迫王陵、陈平，“王诸吕”，杀气腾腾地开始折腾了。曹参的一席话，为“清静无为”方针的实施赢得了宝贵的三年的时间，挺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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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实事求是地讲，曹参的这番“善”言中，也有逻辑不通之处。
你瞧，前提（两问两答）是正确的，结论（垂拱守职、遵而勿失）也是正确的，可是推论却是错误的，前提与结论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垂拱守职、遵而勿失”，是讲因形势所迫，只能照“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方针办，这里并不牵扯谁人能力高低的问题。并不是说，咱俩（惠帝与曹参）能力低些，就只能“垂拱守职、遵而勿失”。可见这个逻辑不通之处，只是一个托词，要害不再这里。要害是能力较差的诸位，只能贯彻执行刘邦与萧何制定的清静无为的方针就是了。逻辑不通，结论却对，歪打正着，这恰恰促成了曹参的又一历史贡献，这可是不亚于其战功贡献的。
说起曹参的一生，真有多个巧合：单说为将，其战功不如韩信；单说为相，其政绩似乎也不如萧何。但韩信出事了，曹参功居第一；萧何早走了三年，曹参就接力将“与民休息”的政策继续推进。毫不夸张地讲，若论允文允武、文武双全的话，曹参则绝对不在韩信、萧何之下，这就是“综合比较优势”也！。
还有一点更为庆幸，那就是曹参从来就没有受到刘邦的疑忌，有那么点“好人一生平安”的运气，这实在是老天偏爱曹参，这既是曹参的幸事，也是汉初的幸事，更是与民休息政策的幸事。真难得，太令人羡慕了！看，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时代和个人命运，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难怪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班固，早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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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这样评价曹参的：
一，“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之）所以（立功）能多若此者，（关键在于，是）以与淮阴侯（韩信）俱（共同建立的）。及（韩）信已灭，而列侯成功，惟独（曹）参擅（占据）其名。”结果是曹参独享了两人的胜利果实，尽管曹参并没有这样的企图和野心！
二，“（曹）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有理）。然（在）百姓（脱）离秦之酷（政）后，（曹）参与（能参与）休息无为（方针的制定），故天下俱称其美矣！”真是碰巧啦，要不方针和现实咋那么合拍呢？
司马迁将曹参的战功和政绩、将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都讲到了，十分难得！
班固也将萧何、曹参两人捆在一起，作如下评论：
一，“萧何、曹参皆起秦刀笔吏，当时録録（碌碌无为）未有奇节”，两人几乎是起自最基层，身份也太平凡了，估计没有谁能预见到后来两人能够飞黄腾达吧！.
二，“汉兴，依（靠）日月之末光，（萧）何以信謹守管钥，（曹）参与韩信俱征伐”，两人都能通过不同的路子，完成了建功立业的大计。.
三，“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痛恨）秦法，（于是）顺（着潮）流与之更始（更新），二人同心，遂安海内”，顺应时代的要求，两人同心协力，以安定汉初形势为重，终于成效卓著，政绩显赫。
四，“淮阴（韩信）、黥布等已灭，唯（有）（萧）何、（曹）参擅功名，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为一代宗臣，庆流苗裔，盛矣哉！”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啊！
班固不厌其烦地历数了萧何、曹参的业绩，再次强调了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与司马迁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
允文允武的曹参青史流芳，不枉来人世间潇洒地走上了一回。汉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秋，八月，担任了三年相国的曹参去世，谥号“懿侯”。当时的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由此，“萧规曹随”的成语演化而出，它简明生动地讲述了两人之间成功的政治和人事传承关系，被后人引为历史佳话。

关于曹参的文字，到此结束！以后还有关于韩信的文字，有些内容也涉及山东，请老乡们您关注！[s:23] [s:23] [s:23] [s:23]